他坐拥整个帝国，却在学怎么死

健康管家张虎军｜每日蒸馏一本书 · 第 18 期

——读尤瑟纳尔《哈德良回忆录》

这是我的读书栏目「每日蒸馏一本书」的第 18 期。

1948 年 12 月，纽约一处寓所里，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作家打开了一只从欧洲辗转寄来的旧皮箱。箱子里是她战前寄存在瑞士洛桑一家旅馆的物件，大多早已失效。她在一捆旧信底下，翻出一页泛黄的手稿，开头写着：「亲爱的马可……」

她叫玛格丽特·尤瑟纳尔。

那一页，是她二十多年前动笔、又屡次丢弃的《哈德良回忆录》残稿。「马可」是马尔库斯·奥勒留——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。她盯着那个名字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本书重写出来。

这一期读的，就是这样一本「迟到了二十七年」的书：一个垂死的罗马皇帝，写给他的继承人的一封长信。

一｜这本书，和写它的人

1903 年 6 月 8 日，尤瑟纳尔生于比利时布鲁塞尔。母亲在她出生十天后去世，父亲是法国人，带着她读阿里斯托芬、但丁、莎士比亚，从不让她碰儿童读物。她几乎没有受过正规学校教育，阅读与旅行，是她真正的学堂。她十六岁就以长诗《幻想园》崭露头角，很早就学会了用古典的尺子量现代的事。

这条履历本身就是她的写作方法：她先成为一个博学者，才成为一个小说家。

1924 年，二十一岁，她萌生了写哈德良的念头。1927 年前后，她在福楼拜的一卷书信里读到一句话，从此钉住了这本书的魂：

「从西塞罗到马尔库斯·奥列里乌斯这段时期，曾出现一个独特的时刻：彼时，众神已灭，基督未显，唯人独存。」

她为此书受了近二十七年的折磨。1924 到 1929 年动笔又搁笔；1934 年重拾，读遍拉丁文献、做了大量史料研究，1938 年再度停手，只留下一句话——「我瞥见了死亡的身影」，这句话来自 1937 年的一稿，后来成了全书「垂死叙述者」的支点。1948 年那只皮箱，把她重新拉回书桌前。1951 年 12 月，书终于在法国出版。她的终身伴侣格蕾丝·弗里克把法文译成英文，1954 年这本书在英语世界落地。

此后荣誉接踵而至：费米纳奖、法兰西学院大奖；1980 年，她当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——这个 1635 年建院的机构，三百四十五年来第一次迎来女性。

看这条时间线，就懂它为什么沉。它不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瞬间，是一个人用大半生把「人怎么面对死亡」这件事想透的过程。评论家把它的内核概括为四个字：清澈的悲观主义。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于 2023 年推出陈太乙译本，在豆瓣拿到 9.1 分。

把这本书放进尤瑟纳尔自己的谱系里看更清楚。她后来写出《苦炼》（1968，写十六世纪炼金术士泽农），再写下三卷本自传《虔诚的回忆》；哈德良是她第一组「人与时代对峙」的肖像。几十年后她又回头写泽农——两个人，一个在帝国巅峰、一个在文艺复兴前夜，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：在不肯妥协的时代里，把自己活成一个问题。

二｜三个论断

论断一｜一个人可以隔着两千年，把心里话交给另一个人

哈德良活在公元 76 到 138 年，是罗马五贤帝之一。书的形式是：他身患绝症、生命将尽，提笔给年轻的继承人马可·奥勒留写一封长信，回顾一生。

这个形式本身就是尤瑟纳尔最厉害的一招。她 1948 年重新捡起书稿后，终于找到了那个叙事支点——「一个面对疾病与死亡的人」。首章的标题叫 Animula Vagula Blandula，取自罗马人临终对灵魂的告别，意为「小小的灵魂，温柔而漂泊的」。

为什么是「写信」而不是「回忆录」？因为信是交给一个具体的人，不是宣讲给一群读者。哈德良一开口就是「我亲爱的马可」——他不是在总结历史，他是在向一个他欣赏、却未必能完全托付的人，交出自已最私密的那部分。

这恰恰避开了历史小说的通病：作者跳出来替古人发言。尤瑟纳尔说，她选择第一人称，是为了「尽可能摆脱任何中间人，哪怕是我自己」。历史上的哈德良确实写过一部自传，但早已散佚——这反而给了她余地，用小说把那个空缺补上；她不是在和史料较劲，而是在和「一个皇帝会怎么对自己人说话」较劲。

书信体最妙的地方，是它允许一个人不确定。哈德良在信里承认自己的犹疑、承认权力的孤独、承认有些事他到死都没想明白。若是第三人称的「传记」，这些软弱会被剪掉；偏偏是写给「亲爱的马可」的私信，他才敢把皇帝的外壳一层层卸下来。

而收信人马可·奥勒留本人，正是《沉思录》的作者。这封信的接收者，自己也是写作者；两个罗马皇帝，一个写给别人，一个写给自己，恰好构成一组隔空的对照。

论断二｜权力走到尽头是虚无，哈德良从征服者变成了守护者

早年的哈德良不是这样的。他随图拉真东征，打过达契亚、打过帕提亚。但萨马提亚战争里那种毫无意义的血腥，让他开始怀疑「扩张」这件事本身；图拉真死前还在帕提亚用兵，他继位后立刻放弃东方新征服的土地、与帕提亚讲和——他认定的功业是「守成」，不是「开疆」。

他的转向非常具体。在不列颠，他不再向北进攻，而是筑起一道长城，把帝国圈住——那是「止戈」；在罗马，他重建万神殿，把神灵请进一个浑圆通透的穹顶；他反复推行三个词：humanitas、libertas、felicitas（人文、自由、幸福）。

他几乎走遍帝国的每一处行省（书中有一章就叫「穿越诸地」），在雅典重修神庙、在蒂沃利建起庞大的行宫别墅、在埃及为安提诺斯立城。他不是坐在罗马发号施令的君主，是把自己摊在帝国版图上的旅行者与建造者。他被人叫过「希腊迷」（Graeculus），讥他太迷恋希腊文化；他非但不恼，反而把这份迷恋写进了帝国的底色——宗教上宽容、审美上开放，把一个靠刀剑撑起来的帝国，慢慢调成了一座有人情味的文明。

史书记载，晚年的哈德良曾自杀未遂。尤瑟纳尔做了一个关键改写：让他主动放弃自杀，坦然接受命运。这不是美化，是全书的核心——一个人最大的功业，可能不是得到什么，而是学会不再与必然对抗。

书里他有一段原话大意是：

「我追求自由，甚于追求权力；而我追求权力，只因为权力部分地有利于自由。」

论断三｜一个「众神已灭、基督未显」的过渡时代，正映着她身后的世界

回到 1927 年那句福楼拜引文。尤瑟纳尔挑中哈德良，正是因为那个「唯人独存」的夹层时刻——旧神退场，新神未到，人第一次孤零零地面对自己。

她自己就活在这样一个夹层里。两次世界大战把欧洲打得粉碎，她本人也从欧洲流亡到了美国。战火之后，她重新读懂了哈德良：

「经历了一个分崩离析的世界之后，我懂得了帝王的重要。」

这不是在歌颂皇权。她笔下那个致力和平、守护文明的哈德良，是战后欧洲对「安全、秩序、体面地活着」的渴望的投射。她写这本书，是为了说明一种更理想的生活方式，而不是为了替哪个人背书。

所谓「清澈的悲观主义」：清澈，是她把终点看得很透、写得极静；悲观，是她并不许诺救赎。战后的人读它，读到的不是希望，而是一种「既然都会失去，就把过程过好」的体面。她自己说得直白：这是写给「少数关心人类命运的人」的书。

这本书的来路也印证了这点。1948 年那口从瑞士寄来的皮箱，装的分明是被战火洗劫后、侥幸留存下来的欧陆记忆。她重写哈德良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在替失落的旧欧洲，重新找一块能站住的地面。

所以这本书从来不是考古。它写的是二世纪，想的却是二十世纪的废墟上，人该怎么站直。

三｜这本书递给你几个今天就能用的动作

做法一句话内核可迁移场景以第一人称写一个人：让人物自己说话，作者退场想理解谁，先让他自己开口写人物稿、做访谈、带新人时少替人下结论把一生写成临终的回望用「假如这是最后一封信」滤掉琐碎年终复盘、给家人写一段话、做重大决策前在历史里找自己的影子（借古人之口谈当下）用距离感，说清不敢直说的话谈敏感话题、给同代人写镜像用二世纪的眼睛读二世纪的文本先还原语境，再下判断读史料、看异文化、避免「以今律古」让一件事酝酿二十七年有些问题，得等自己活够了才写得出来别急着下结论、给沉淀留一点时间

四｜几句不客气的话

第一，「借古人之口谈自己」，正是这本书最被质疑的地方。

尤瑟纳尔断然否认「哈德良就是你」。但几乎每一位读者都从那个垂死的皇帝身上，读出一个战后流亡、失去旧欧洲的女作家。这种「没有作者」的写法越是成功，越难撇清——她把自己藏得越深，人们就越确信她就在字里行间。

第二，哈德良的「宽容哲人」形象，是一次文学的提纯。

历史的哈德良同样冷酷：他处决过政敌，也镇压了巴尔·科赫巴起义（公元 132 到 136 年），数十万人在那场战争里死伤。书中把帝国的暴力与奴隶制的底色轻轻放过了。「清澈的悲观主义」背后，藏着一种贵族式的美化——它看清了终点，却不太愿意看沿途的代价。

第三，安提诺斯之死，被写得太「克制」了。

哈德良深爱的少年安提诺斯，溺死于尼罗河，死后被他神化、为之建城。书中以克制的笔触把它写成一场爱情悲剧。但那层权力与青春祭献之间的关系，被那一笔「克制」悄悄略过了。

第四，它的文字与处境，是两道门槛。

尤瑟纳尔偏爱绵长、盘绕的句子，一段话常常跨过半页；读它像在深水里行走，慢，且费神。这让它成为智识的享受，也把它和大多数普通读者隔开了——「清澈的悲观主义」是给少数人准备的餐桌。而一个女作家借一位罗马皇帝之口发言，本就是她一生拒绝「女性写作」标签的策略；评论家说她的文字「不像女人写的」，她把这当成褒奖。这种「没有作者」，一半是美学，一半是处境。

不过有一点她说得对。「有些书不该在未过四十岁时贸然尝试。」这本书真正的价值，不在于它有多准确，而在于它是一位老人，对「如何体面地失去一切」交出的一份交代。

五｜结语

这本书合起来只说了一件事：

它讲的不是怎么得到权力，而是怎么在注定失去一切的时候，仍然把日子过成一门艺术。

哈德良在信的结尾，对那个「小小的灵魂」说了一段话——Animula Vagula Blandula，小小的、温柔而漂泊的灵魂。那既是罗马皇帝对死亡的温柔告别，也是一个写作者在二十七年里慢慢想明白的事。

把它们留给正站在自己人生中场的你：

1. 你有没有一件事，是等到四十岁之后，才真的想明白的？ 2. 如果权力、健康、所爱之人终将失去，你现在紧紧攥着的，到底是什么？ 3. 你能不能像哈德良那样，给自己写一封平静的遗书？